北京功德林是哪所监狱(北京功德林监狱是哪里)

我们都知道,在1975年时,党组织怀着仁慈之心,特赦了所有战犯。

此消息一经发出,立刻在人群中掀起了轩然大波,战犯的家属纷纷泪流满面,一边叩谢组织的恩德,一边期待亲人的回归。

然而,凡事也总有例外,有3位战犯家属闻此消息,却一点也笑不起来——他们的亲人,也是被关在功德林内的国军将领,但他们的运气实在太过不好,还未等到特赦,便病死在了狱中。

那么,这3位病死的国军将领分别是谁?他们又是怎么被我方关进功德林的呢?

一:杨文瑔

杨文瑔(quán)出生于1905年,是四川省江安县红桥镇(今属兴文县玉屏乡)人。

少年时期的杨文瑔,身处于革命浪潮之中,受到周遭有志之士的影响,杨文瑔也决定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他凭借自身优异的成绩,被黄埔军校录取,成为了一名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兵科的学生。毕业后得到上级赏识,被留在学校担任学生队区队长,引导新学员一同学习。

过了一段时间,杨文瑔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本领,可以应付战场上的突发状况,于是离开学校,开始参加战役。

他也确实是位难得的骁将,在两次东征以及北伐战争中,他从普通的军官做起,一路依靠战绩往上升,不久便成为了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少校团附。

如此优秀的他自然足够耀眼,在北伐部队进攻驻马店的战役之中,勇猛抗敌的杨文瑔被陈诚一眼相中,随后,爱才的陈诚将他介绍给了蒋介石。

蒋介石听完陈诚的介绍后,也对杨文瑔产生了一丝好感,次年,蒋介石将其调到身边,担任侍从室少校参谋。自此,杨文瑔一跃成为了国民党中的“人上人”。

年轻人涉世未深,很容易便会被金钱美色给诱惑住,杨文瑔成为蒋介石的“身边人”后,很快就被国民政府中的腐朽之气染黑了。他慢慢地失去了往日的沉着冷静,整个人都变得轻佻了起来。整日里也不再研究兵法,而是醉心于追求名媛、校花以及交际花等漂亮女人。

据悉,被关在功德林期间,杨文瑔还曾对狱友得意洋洋地炫耀过自己的价值观:“男人此生最开心的事情,就是能得到很多漂亮女人的喜欢。”

当然,虽然他的价值观已经有了偏差,但对于蒋介石而言,他依然是位忠心耿耿的好下属。

国共两党的内战打响后,一些爱国的国军将领,还会停下来思考一会,自己人打自己人,是否是件正确的事情,而杨文瑔却完全不会有这个困扰,在蒋介石的指示下,他早已磨好了挥向我方的利刃。

1946年4月,杨文瑔被国民政府调到第七十二军担任中将军长。次月,该部改编为第七十二师,杨文瑔任中将师长。

他所管控的这支部队,就是蒋介石最为看重的嫡系部队。为增强这支部队的战斗力,杨文瑔对上级提出,希望给部队来个大换血,在中下级将领中开展思想教育,同时将全军装备更换成当前最先进的日式武器。因为杨文瑔情况特殊,国民政府最终同意了他的这些请求,于是,这支部队的实力,迅速提升了数倍,这也让我方军队的处境,变得更加危险。

1946年8月,七十二师对解放军鄂东独立第二旅发起攻击,由于双方装备相差过大,我军迅速落入下风,损失惨重。旅长张体学不得不带领两三百号人,向外突围,挺进大别山打游击。

1946年12月,刘伯承带领大军将国民党85师包围在河南省民权县的野鸡岗一带,然而,就在我方以为他们已无路可逃时,杨文瑔却带领七十二师冲了过来,将我方阵型打乱,无奈,刘伯承只能退兵而去。杨文瑔随后夸耀称,自己大破共军十万。这场“战役”也成为了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,为数不多的“全胜”。

当然,杨文瑔也没有蹦跶多久,在最后的战役中,他遇上了他的强力对手——人民解放军华野参谋长陈士榘(jǔ)。

在陈士榘的带领下,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七十二师师部形成了包围之势。

杨文瑔不肯服输,驻守泰安城,与我方血战数日,中途虽多次打退我方进攻,但在人民解放军的坚持下,他终究还是兵败如山倒,不仅全军被歼灭,自己也在混乱中被我方抓获。

解放军将他关押了起来,起初,杨文瑔气焰嚣张,无论如何都不肯悔改,整日都在抱怨世间的不公。过了些日子,或许是骂累了,又或许是知道没人会去搭理他,他逐渐冷静了下来,开始用沉默来拒绝我方的好意。

除此之外,他还开始沉迷于梳妆打扮,仿佛是想通过这种手段,怀念过去在国民党内的美好时光,据和他关在一起的战犯回忆称:杨文瑔和大多数人都不一样,即便被关在功德林内,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将自己装饰好。里面没有他当高层时期买的法国香水,就拿蛤蜊油替代;没有外国发乳,就用凡士林;没有高级香皂,普通香皂也可以用。

总之不能有损自己的形象,即便是之后腿动不了,他的头发依然整整齐齐地梳在脑后,油光锃亮。

解放战争结束后,我方依然愿意给他一个机会,于是将他转送至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,但杨文瑔的思想依然偏向于国民党,拒绝悔过。

后来,杨文瑔得了严重的脑血栓,下肢瘫痪使他再也下不了床,身体也每况愈下。

在特赦的两年前,也就是1973年,杨文瑔病逝于战犯管理所,享年68岁。临死前,依然在高声呼喊“蒋委员长万岁!”

二:刘嘉树

刘嘉树和其他国军将领不同的是,他并非第一次被我军抓获。

他出生于1903年,是湖南益阳人。1923年冬被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录取,后来该校并入黄埔军校,刘嘉树也成为了黄埔军校的学生。

他自黄埔军校毕业后,便被调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,出任见习排长一职。那段时间,他在部队中表现得十分出色,受到了上级的认可,很快便被升任为连长,不久后又提拔为南昌宪兵营营长。

1927年,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,革命之士在南昌吹响了起义的号角。在这场起义活动中,刘嘉树被要求带领宪兵营战士,对起义军发起进攻。但由于自身贪功冒进,他被我方抓获。

令他没有想到的是,起义军并未为难他,秉承着宽厚待人的态度,我方将他放了回去。

刘嘉树回归部队后,并未声明自己被起义军抓获的历史,再加上其他人也没有声张此事,因此,上级对他依然十分器重。一段时间后,他被晋升为国军副团长,并得到了前往江西“剿灭”红军的指令。

他真的不是当将军的料子,在红军发起的第三次“反围剿”战斗中,刘嘉树再次被我方抓获,成为了一名俘虏。

有趣的是,被俘不久后,刘嘉树便看见了自己之前的一位学生——萧克。

萧克在1926年,考进了宪兵教练所(后来这所学校也并入了黄埔军校),并被安排到第六支队学习。而刘嘉树当时就正好在第六支队担任队长兼教练。

在那段时间里,刘嘉树曾面对面地传授萧克等人战术方面的知识,学习之余,萧克和刘嘉树还保持着不错的私交。当初萧克家贫,他攻读的那些兵书,还是从刘嘉树这边借的。萧克毕业后没钱回老家,刘嘉树还开了张免费乘车的证明。

现在两人虽身处不同阵营,但彼此的师生情分是抹不掉的。见到刘嘉树后,萧克让人给他松绑,并按照红军的规定,适当地给予了他一些优待。

两人谈话时,萧克征求他的意见,如果想加入红军,那就留下来,不想参加,就拿盘缠走人。刘嘉树说自己想回家,萧克便给了他一块大洋,让他离开,如此,也算还了他往日的恩情。

按理来说,都已经被红军两次施恩释放了,再怎么样也应该有一些好感,懂得迷途知返了吧?但是刘嘉树却偏不,被释放后,他很快又回到了国民党,国民党高层也不知基于什么样的原因,依然对他十分器重。抗战爆发后,刘嘉树被提拔为中将副军长,不久又被晋升为88军军长等职位。

1946年,刘嘉树被任命为湖南省军管区司令官兼保安司令,掌管长沙军部大权。不过,已经被利益腐蚀心智的刘嘉树却没有心思关注战事,而是盯准战乱之际,物资奇缺、物价疯涨这个漏洞,大肆发国难财。极度奢华的南京宁海路刘公馆,就是他的住所。据说,他在想要逃跑之前,还曾专门包下一架飞机,来运输自己的物资。

当然,他这样的行为终究是会付出代价的,就在他一门心思沉浸在捞钱事业中时,人民解放军正用势如破竹的姿态,吞噬着他的势力。特别是在程潜和陈明仁两位将领起义后,湖南战局更是向我方彻底倾斜。这下,原本打算再负隅顽抗一会的刘嘉树,只得向外溃逃。国军的士气本就低迷,这一逃,军心彻底散了。

最后刘嘉树竟然一度扎进越南境内,在前有“财狼”,后有“虎豹”,而自身迟迟等不到支援的情况下,弹尽粮绝的刘嘉树再度成为我方俘虏,连同他麾下六千余名将士,一同被关入战俘营。

这个时候,刘嘉树又想起了自己的学生萧克,他让人传信萧克,想让他放自己出去。

俗话说得好,再一再二不可再三,从前两次的教训中,萧克已经明白这位老师不会悔改了,这一次,他没有伸出援手,也没有去嘱咐其他人,给刘嘉树优待。就这样,刘嘉树只能当一名普普通通的俘虏,被关在牢狱之中。

令人奇怪的是,明明之前受过我党那么多恩德,成为战犯后,刘嘉树在改造中的表现却依然不积极,甚至还有些抵死不从的架势。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,那些比他官还大的上级都已经被放了出来,而他却还被关在监狱,一直不能出来。最终在1972年,因突发脑溢血在战犯管理所病逝。

三:徐远举

对比前两位国军高层,徐远举要可恶得多。

他是湖北大冶县人,为了能出人头地,很早就参加了国民革命军,并获得了进入黄埔军校深造的机会。

在军校,由于不服管教,得罪了部队长官,只能离开军队,加入特务组织。

特务组织的头领是戴笠,徐远举知道他“仇视”共产党,为了讨领导欢心,成为特务组织中的一员,他也开始“同仇敌忾”,致力于针对我党。

那段岁月里,他一直在搜集我党以及爱国人士的情报,抓住我党成员后,他也绝不心软,一双罪恶的手,沾满了爱国者的鲜血。

1945年,表现突出的徐远举获得戴笠青睐,被破格晋升为军统局第三处的副处长,成为了戴笠身边的“大红人”。或许是尝到了甜头,自那时开始,他的手段变得更加恶劣。

解放战争时期,徐远举跟随国民党总部在重庆活动,他多次派人破坏学生组织的爱国活动,而且还摧毁了我党在重庆创办的机关报纸《挺进报》,抓捕了130多位地下党员,并将大多数人残忍杀害。

他这样的手段,令我方十分痛恨,但他上级却对他更欣赏了,没过多久,他被提拔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,当地四大省份的情报和稽查工作,都由他来负责。一时间,徐远举成为了西南的“地头蛇”,在当地无恶不作。

1949年,解放战争即将进入尾声,国民党的势力已经日落西山,此时徐远举接到毛人凤指令,要他杀掉杨虎城及其秘书一家。

徐远举也知道杨虎城是有名的爱国将领,是民族的大英雄,但在接到指令的那一刻,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

他策划了一起专门针对于这群爱国者的秘密行动,将他们骗到偏僻地带,干脆利落地全部解决,就连杨虎城秘书那最小的儿子,“小萝卜头”也不例外。

同年10月,国民党败局已定,但邪恶分子们却还没有放下祸乱之心,徐远举亲自组织拟定了一份战犯屠杀计划,并开始敲定人员,布置行动。

在10月28日到11月29日,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,便屠杀了被关在白公馆、渣滓洞、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看守所等战犯监狱中的287名爱国人士。

这样的罪恶分子,我党自然不会放过,长官下令,一定要抓住这名叛徒!

运气终究是站在我们这边的,1949年12月,徐远举辗转来到昆明,想要从这边偷渡,前往台湾,回归国民党。

然而,令他没有想到的是,他还只是刚刚出现在昆明的街头,便正巧碰见了卢汉的部队。战士们一看这不是来送战绩的吗?赶紧将他团团围住,扭送至人民解放军部队。

最后,这位罪犯被送回重庆,关押在白公馆。此时局势瞬间颠倒,他变成了一位任人宰割的鱼肉,而我方有了主宰他死活的权利。

徐远举被捕之后,整个人陷入深深的颓废之中,他想着自己曾经犯下过那么多错事,被受害者抓到,必死无疑。

不过,徐远举很快便发现,形势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。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组织,对待战俘的态度,是截然不同的。他们被抓,共产党只是将他们关入监狱,从未显露出要对他们行刑的意思。

时间一久,徐远举发现共产党对他们是真的好,看守人员对他们的态度很不错,医务工作者还会定期给他们做身体检查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,徐远举决定听从共产党领导人的号召,积极改造,来弥补自己之前做出的恶事。

徐远举被关在白公馆的消息泄露后,重庆老百姓自发地组织团体,来到白公馆门前请愿,希望组织能处决这个刽子手。

“严惩特务”的口号,很快便传入白公馆内,听到这股动静,周围战犯都用“自求多福”的眼神盯着徐远举,显然,在他们心中,徐远举也是不能活多久的。

看清这一意思,徐远举的手微微颤抖起来,此刻,他无比悔恨自己之前犯下那么多错事,如果不是那样,他如今也不必如此担惊受怕。

没过几日,当徐远举自呆愣中重新苏醒时,却发现周围那些喊口号的声音消失了。带着疑惑,徐远举趁着空闲时间,悄悄跑到围墙边往外探去,他看到曾经围绕在白公馆门前的老百姓已经散去,取而代之的,是一群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。

徐远举明白,这些人民解放军之所以站在那里,就是为了保护他们。这一刻,徐远举真的被共产党感化了,他开始真正意义上反思自己之前那些行为究竟有多无耻,想着想着,这位曾经铁石心肠的战犯竟流下了一滴泪水。

从那时开始,他变得更加配合了,不管领导人下达什么指示,他都极力完成。

1956年,徐远举被转移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,在这里,他不仅积极参与劳动改造,还主动提供了许多有利情报,根据这些情报,我党抓获了很多隐藏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。

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组织战俘们记录相关历史资料,徐远举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知道的全部汇总着,写了下来,受到上级表扬。

1959年,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,中央认为战犯们不再会危害社会治安,于是释放了一批战犯。

从这件事情中,徐远举又看到了自由的可能,顿时,他如同打了鸡血一般,更加热情地投入到改造之中。

1960年,我国特赦第二批战犯,名单中有徐远举的老熟人沈醉,徐远举心想沈醉都能被释放,自己必然也可以。他信心满满,认为在不久后,他也会被列入特赦名单中。

送沈醉离开时,他还曾兴致勃勃地拍着沈醉肩膀说:“老伙计,你等等我,我出去后,和你喝顿酒。”

1964年,为了激励剩下的战犯们继续努力改造,党中央特地安排几位之前获得特赦的国民党成员,回到战犯管理所,进行公开演讲。在这其中,就有四年前获得特赦的沈醉。

徐远举忧心特赦后的生活过得不会很好,演讲会结束后,特地将沈醉悄悄拉到一旁,问他如今的生活过得怎么样。

沈醉笑着对他说:“我明白你在担心什么,安心吧,我们出狱后,共产党为我们安排了工作。平日里,我还能收到剧团以及电影厂的邀约,让过去我给他们讲讲当年的故事。他们将这些故事改编成话剧和电影进行演出,群众反响很好,对我也没有歧视。”

听完这番描述,徐远举终于安下心,他用力抱紧沈醉:“你就在外面等着给我接风吧!我应该也很快就能被放出去了!”

出乎他预料的是,在之后的特赦活动中,他的名字依然没有被叫到,后来国家更是一连好几年都没有特赦的动静。

刚开始他还能等等,但一等就是好几年,他逐渐对特赦感到绝望,对于劳动改造,也没有之前那么配合了。

1973年,徐远举在又一次劳动改造中,因为工作不认真受到管理人员的批评,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,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,这也是他在功德林第一次大闹。

当天晚上,徐远举罕见地没有到食堂用餐,一个人窝在房间里生闷气,还用冷水洗澡。就是这个举动,引发了他的高血压,并导致他最终病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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